经历了相当长时间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的境况，历史忽然“火”起来了。电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讲史节目，书店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历史读物，真使人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之感。然而无论什么东
面对这突然而至的讲史读史热潮，职业历史工作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。有的“卧看潮生三山外”，对这种现象漠不关心，埋头做自家学问；有的“黄鹤楼上看翻船”，掇拾学术明星的纰漏舛误，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；也有的“到中流击水”，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，转化为雅俗共赏的文字，向读者提供一些真实可靠的知识。
年逾古稀的陈梧桐先生，在通俗历史读物的创作方面，就做出了可喜可敬的成绩。陈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研究，在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方面造诣颇深，尤以朱元璋研究蜚声学林，先后出版了多种学术专著。在潜心治学的同时，陈先生也很注重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。2007年11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彭勇先生合作撰写的《明史十讲》，获得广泛好评。2008年1月，他独自撰写的《自从出了朱皇帝》，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。在《明史十讲》的“后记”中，陈先生写下这样一段话，以阐述撰写该书的缘由：
明朝的历史长达277年，在各个领域都取得许多突出的成就，特别是在晚明时期，更是呈现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曙光。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，在一般人的眼里，明朝几乎成为专制、黑暗、残暴的代名词，其评价竟不如元朝和清朝。打开电视，反映明代历史的电视剧，不是君主残暴昏庸，就是厂卫横行霸道，一片昏天黑地；反映清代历史的电视剧，不是君主睿智圣明，就是臣工奋发有为，一片朗朗乾坤。因此，当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健先生约我撰写本书时，尽管手头有许多活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因为我觉得，借助讲座的形式，向广大读者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，传播正确的明史知识，乃是明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
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《自从出了朱皇帝》。从中可以看出，陈先生暂时撇开繁重的研究工作，致力于通俗读物的写作，纯然出于一位历史学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。可以说，《明史十讲》的目的，是廓清笼罩在明王朝身上的迷雾和谬见，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明朝；《自从出了朱皇帝》的目的，则是廓清笼罩在明朝开国皇帝身上的迷雾和谬见，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朱元璋。
《自从出了朱皇帝》的开篇，就是澄清一个流传颇广的误解。众所周知，元朝时期，平民百姓生子，常以父母年龄相加为名。如父亲24岁，母亲22岁，生子即名四六；父亲23岁，母亲22岁，生子即名四五，等等。朱元璋幼名重八，有些人便想当然地认为“重八”即是“八八”，也是以父母年龄相加得名。查朱元璋出生的时候，其父48岁、母43岁，年龄相加为91岁，与“重八”完全合不上。其实，元朝还有另一种通行的取名方式，就是以行第为名。朱元璋有四个堂兄分别叫重一、重二、重三、重五，三个胞兄分别叫重四、重六、重七，他排行第八，故名重八，与父母年龄没有任何关系。
类似的破疑解惑，书中所在多有。比如，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《凤阳歌》：“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是个好地方。自从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”很多人不明就里，把凤阳百姓的苦难完全归罪到朱元璋身上。陈先生分析了《凤阳歌》产生的时代背景，指出这实际上是花鼓艺人为了发泄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，借骂前朝皇帝来诅咒当朝统治者，“歌词里的‘朱皇帝’不过是清朝爱新觉罗皇帝的代名词，指桑骂槐，此之谓也”。再如，明代野史稗乘之中，记载了多桩明初的文字狱，其中不少纯属子虚乌有，但在民间长传不衰，许多历史学者也信以为真，虽有学者起而力辨其诬，终究难挽以讹传讹之风。陈先生梳理有关资料，吸收前人成果，力陈野史稗乘之不可盲目相信，求真之心，令人感佩。
作为朱元璋研究的权威专家，对洪武年间的许多重大问题，陈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比如，关于胡惟庸案，自明朝至当今一直众说纷纭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。陈先生经过对有关史料的梳理考察，认为“就整个案件来说，是真真假假，有真有假”。具体说来，胡惟庸“不仅在经济上贪污受贿，而且在政治上拉帮结派，打击异己，飞扬跋扈，擅专黜陟，藏匿于己不利的奏章，侵犯了皇权，最后发展到策划谋反，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”；但胡案发生后，朱元璋“借机搞扩大化，‘余党皆连坐’，这些被株连的‘余党’有的是冤死鬼。此后，他将罪名频频升级，用以打击一部分恃功骄横、飞扬跋扈的功臣，这些则纯粹是冤假错案了”。
与胡惟庸案并列的蓝玉案，也被很多人视为一大冤狱。已故明史专家吕景琳先生曾发表《蓝玉党案考》一文，列举一些理由证明“蓝玉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”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，是认为该案案犯供称蓝玉拟在皇帝耕藉田之日谋反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因为耕藉田虽定在仲春二月，但具体日期则由钦天监临时选择，而且皇帝不一定亲自前往，因此，“一般人决无可能较早知道享先农耕藉田的日期，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耕藉田”。陈先生指出，这些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，“耕藉田的具体日期虽由钦天监择定，但绝非临时决定，而是提前一段时间择定，因为耕藉田并非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员的个人行动，而是牵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体行动”，蓝玉“作为必须参加耕藉田的三公之一，他事先知道耕藉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并得知皇帝将亲往参加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”。陈先生认为，蓝玉谋反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，“但大规模的诛杀，又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狱”。
历史学界内外，都有很多人把明清视为闭关锁国的时代。陈先生提醒读者注意，“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海禁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前者是一种由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，后者才是真正的闭关锁国政策”。他由此告诫说：“历史上有一些外表相似的事物，其实内涵和本质并不一定相同。我们研究历史，不仅要观其形，更要察其神，透过现象抓住本质。否则，就会上当受骗，得出错误的结论。”这是陈先生的经验之谈，也是所有研史读史者都应当引以为训的重要原则。
陈先生长期沉潜于朱元璋研究，对朱元璋的言行事迹、是非功过了然于胸。对于一些流行读物将朱元璋妖魔化、脸谱化的做法，他虽然深感不满，但他决不矫枉过正，为朱元璋曲意辩护，涂脂抹粉。在充分肯定朱元璋的历史功绩的同时，他也花费大量笔墨，介绍和剖析了朱元璋的政策失误和性格缺陷。他写作此书的惟一目的，是想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朱元璋。陈先生谈到：“任何历史作品，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，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，都应该真实地反映历史的面貌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。否则，戏说历史，真假混淆，就无助于人们认识历史，得到有益的启迪了。因此，历史作品应该写得好看，更要写得真实。真实是历史作品的生命之所在。”这是陈先生一向秉持的原则，也是所有写史者都应当秉持的原则。
（《自从出了朱皇帝》，陈梧桐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，29.00元）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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